[摘要] 理论一定是要服务现实的，但理论自有其超越片断现实、局部现实的规律认知追求，和高于一般经验、直觉的指导性品质，这才构成了理论服务现实的价值之所在，经济学研究者显然应力求理论密切联系实际，在无穷尽的发展过程中，有所发现，有所创新，有所前进。
中国的“新供给经济学”研究群体在迎接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五中全会的背景之下，提出了从供给侧发力应对现实挑战、破解瓶颈制约的一整套认识和建议。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全面推进法治化的指导文件，以及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系统表述的现代发展理念与“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的大思路，又给予我们更多的研究激励和改革、转型的紧迫感。作为研究者，我们力求有所作为地形成对主流经济学理论框架的反思，和对于实现从邓小平提出的“三步走”到习主席表述的“中国梦”现代化目标的理论创新支撑。新供给经济学绝非为创新而创新，绝非可简单贴标签的“主义”或“流派”，其新意，可以从“破”“立”、系统化的政策主张三个方面做概括总结。
新供给并非可贴标签的简单供给派复辟
新供给经济学是基于对“萨伊定律”再解读进行“供给侧”认识的提升与反思，并非简单可贴“主义”“流派”等标签的鹦鹉学舌式的简单供给派复辟，而是在把握“融汇古今、贯通中西”的全球眼光和历史视野基础上，又切切实实根植于中国经济实践的诉求，认为“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不可偏废一方，并将所受到的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转轨经济学”的启迪与影响，一并纳入理论体系框架的“古今中西”大融合、力求集大成的经济学思想。
沿着“供给侧”学派两轮“否定之否定”的发展逻辑，21世纪渐具形态的“供给管理”以美国在宏观调控中的应用为例而影响可观，但实际上处于刚刚揭开序幕、方兴未艾之阶段。沿此脉络达成“供给侧”学派沿着两轮“否定之否定”的轨道实现理性回归与认识的再一次螺旋式上升，所对接的正是包容性、集大成的思想认识追求与开阔境界。我们认为，新供给与众不同的特征可总结为以下三个关键词。
，创新务实。从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来看，诞生伊始的哲学色彩赋予经济学理论探索与模型抽象的传统，这些教科书传统在延续中出现了如供给管理这样从未被经济学教科书特别强调、却被运用于经济实践中的活灵活现的“案例教学”。从中国传统文化看，“求真务实”一直是与农耕文化有关、在较早期便已形成的一种民族精神，但同时亦有“普世”特征，这与广泛存在的“问题导向”思维方式也内在相关。直接从经济实践中总结，这种“务实”的具体表现是：不遇到一定规模的经济危机压力因素，原来相对稳定的理论方向（倾向性主流）不会改变。但不难发现，每当危机到来时，如同实际生活提出问题，争相解决危机（问题）的过程，即是形成经济学新流派的过程。这一过程如同历史上朝代的更替、战争与和平的互换等，是与变化及其压力紧密结合的。经济学派的务实倾向会带来新一轮的头脑风暴、知识碰撞，推动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发展。在世界金融危机和中国改革开放的现实生活经验层面考察，新一轮供给侧学派的兴起，结缘于经济学理论已取得的基本成果所需要的深入反思。金融危机冲击之下，在一线承担决策责任的领袖人物发出了这样的疑问：为什么没有经济学家稍微清晰一点地对我们做出警示？而经济学家自己的群体里面也有这样的看法，即人类社会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之后，我们十分需要对经济学基于深刻反省、反思而有所创新和发展。务实的问题导向呼唤创新的努力。
第二，一体整合。新供给经济学推崇供给管理，为“供给侧”经济学迎来又一轮形似复辟的浪潮，但是其由反思而形成的认识，决非摒弃需求管理，而是讲求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的结合并纳入制度经济学成果等的开阔包容兼收并蓄式的建设性大融合。新供给经济学认为主流经济学的认知框架是不对称的，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存在着一种共同的失误——虽然他们各自注重了不同的角度，都有很大的贡献，但是共同失误确是不容回避的——就是他们在理论框架里假设了供给环境，然后更为强调的只是需求侧的深入分析和在这方面形成的政策主张，存在着忽视供给侧的共同问题。西方代表经济学主流的教科书，无论是在“政治经济学”这个概念下，还是发展到“经济学”（或称理论经济学）的表述，至今仍然存在着与实践“言行不一”的缺点。美国等发达市场经济在应对危机的实践中间，实际上是跳出经济教科书来实行了一系列区别对待的结构对策和供给手段的操作，这些在经济学教科书中找不到清楚依据的动作，在运行中间却往往得到了特别的倚重与强调，产生了足以影响全局的决定性作用。
新供给经济学强调，经济学基本框架需要强化供给侧的分析和认知，这样一个始发命题或可说源于萨伊的古典自由主义定律，并在新时代、新经济、新兴市场的背景下，被赋予弥补片面注重需求管理之缺陷的新思想。此外，还正视现实强化针对性，在肯定其理论模型意义的基础上扬弃“完全竞争市场”这样与实践环境大相径庭的假设，注重还原资源配置中“非完全竞争”的真实场景，以此为基础来扩展模型和洞悉现实。当然，新供给经济学也不认同如美国“供给学派”所主张的那样简单退回到古典自由主义或新自由主义所倡导的自由放任时代，而是认为优化资源配置的客观要求是强调市场、政府各有所为，并主张考虑第三部门主体与两者的良性互动。而且，新供给经济学在基础理论层面，特别强调对制度供给的认识与重视，认为制度供给问题与供给能力的形成密切相关，应该充分地引入供给侧分析而形成有机联系的认知体系，打通“物”和“人”这两个都位于供给侧的分析视角，将各种要素的供给问题纳入紧密相连于制度供给问题的分析体系。这一系列思想观点，落实到中国的实践层面，就是要强调以改革为核心，从供给侧发力推动新一轮制度变革创新和加快发展方式的转变与升级。由此可见，新供给经济学在总结美国等发达国家实践操作的基础上提出的理性的“供给管理”，强调的并不是对“供给侧”与“需求侧”选边式的“复辟”，而是在肯定需求管理重要意义和实践贡献的基础上，加入对供给管理的重视与强调，并加入了在制度经济学思想指导下对制度供给层面更具系统化特征的思考。回归到“供给侧”学派两轮否定之否定的轨迹上，新供给经济学所强调的理性供给管理对凯恩斯主义复辟实施的新一轮的形式否定，毋宁说其否定的手段是兼收并蓄“大融合”框架下对供给侧理论观点的树立、强调与升华。
第三，时代进步。如前所述，虽然需求具有原生动力性质，但是供给侧升级换代的演变却可以决定生产和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在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大的划分上，有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工业革命后走到了蒸汽时代、电气时代、信息时代，这些都是在供给侧由递进的不同升级换代形式所决定的时代划分，每一次产业革命的爆发都同时伴随着供给侧的创新，而每一次供给侧的创新实际上又都直接提升着人类物质需求的满足度。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新供给经济学所强调的时代进步与我们置身其中的后发经济的追赶—赶超密切相关。基于后发优势所强调的技术模仿、技术扩散带来的红利，发展中经济体可以实现经济高速发展，且随着技术差距的缩小，势必呈现出红利收敛的趋势，这种收敛压力放在新供给经济学所强调的供给侧观察视角下，应当是在每一次供给侧创新完成之后的一个稳定时期中，追求随技术革命开启新的时代，这种追赶势必也将随之掀起新的浪潮。由此可更容易理解新供给经济学所强调的制度供给的重要性，因为制度供给所带来的改革红利除了能够降低经济增长和发展中的成本，还是新技术发明创造的首因，是中国这样的后发经济体赶上甚至超前于先发经济体的时代进步的关键。
三破：“破”偏颇，“破”脱节，“破”滞后
从世界金融危机和中国改革开放的现实生活经验层面考察，人们普遍发问：为什么经济学家对于“千年之交”后震动全球的金融危机既无像样的预测，又无有效、有力的经济学解说与对策思路框架？如何以经济学理论总结分析各经济体在应对危机种的成败得失，特别是如何阐释中国的不凡发展与艰巨转轨进程？众多研究者认为：经济学理论迄今已取得的基本成果亟待反思。我们认为，这一中外人士反复提到的挑战性问题可以归结为经济学理论所需要的、在新供给研究中已致力做出的“破”，这至少集中于如下三大方面：
，我们直率地指出了主流经济学理论认知框架的不对称性。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虽然各自强调不同的角度，都有很大的贡献，但是共同的失误又的确不容回避，即他们都在理论框架里假设了供给环境，然后主要强调的只是需求侧、需求侧的深入分析和在这方面形成的政策主张，都存在着忽视供给侧、供给侧的共同问题。近几十年有莫大影响的“华盛顿共识”，理论框架上是以“完全竞争”作为对经济规律认知的假设条件，但是回到现实，即联系实际的时候，并没有有效地矫正还原，实际上拒绝了在供给侧作深入分析，在这样一个重要领域存在明显不足。世界头号强国美国前几十年经济实践里，在应对滞胀的需要和压力之下应运而生的供给学派是颇有建树的，其政策创新贡献在实际生活里产生了非常明显的正面效应，但其理论系统性应该说还有明显不足，他们的主张还是长于“华盛顿共识”框架之下、在分散市场主体层面怎样能够激发供给的潜力和活力，但弱于结构分析、制度供给分析和政府作为分析方面的深化认识——因为美国不像中国这样的经济体有不能回避的如何解决“转轨问题”与“结构问题”的客观需要，也就自然而然地难以提升对供给侧的重视程度。相比于指标量值可通约、相对易于建模的需求侧，供给侧的指标不可通约而千变万化，问题更复杂、更具长期特征和“慢变量”特点，更要求结构分析与结构性对策的水准，更不易建模，但这并不应成为经济学理论可长期容忍其认知框架不对称的理由。
第二，我们还直率地批评了经济学主流教科书和代表性实践之间存在的“言行不一”问题。美国等发达市场经济在应对危机的实践中，关键性的、足以影响全局的操作，首推他们跳出主流经济学教科书来实行的一系列区别对待的结构对策和供给手段的操作，这些在他们自己的教科书里面也找不出清楚依据，但在运行中却往往得到了特别的倚重与强调。比如，美国在应对金融危机中真正解决问题的一些关键点上，是教科书从来没有认识和分析过的“区别对待”的政府注资，美国调控当局一开始对雷曼兄弟公司在斟酌“救还是不救”之后，对这家150多年的老店任其垮台，而有了这样的一个处理后又总结经验，再后来对“两房”、花旗，一直到实体经济层面的通用公司，就分别施以援手，大量公共资金对特定主体的选择式注入，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区别对待的供给操作，并且给予经济社会全局以决定性的影响。然而，如此重要的实践，迄今还基本处于与其经典学术文献、主流教科书相脱离的状态。
第三，我们还直截了当地指出了政府产业政策等供给侧问题在已有经济学研究中的薄弱和滞后。比如，在经济发展中“看得见摸得着”的那些“产业政策”方面，尽管美国被人们推崇的经济学文献和理论界的代表人物均对此很少提及，但其实美国的实践可圈可点，从20世纪80年代《亚科卡自传》所强调的重振美国之道的关键是“产业政策”，到克林顿主政时期的信息高速公路，到近年奥巴马国情咨文所提到的从油页岩革命到3D打印机，到制造业重回美国，到区别化新移民和新兴经济等一系列的亮点和重点，都不是对应于教科书的认知范式，而是很明显地对应于现实重大问题的导向，以从供给侧发力为特色。不客气地说，本应经世致用的经济学理论研究，在这一领域，其实是被实践远远抛在后面的“不够格”状态。
四立：“立”框架，“立”原理，“立”融合，“立”体系
有了上述反思之“破”而后，我们强调，必须结合中国的现实需要，以及国际上的所有经验和启示，以更开阔的经济学理论创新视野，考虑我们能够和应当“立”的方面。
，我们特别强调的是经济学基本框架需要强化供给侧的分析和认知，这样一个金融危机刺激之下的始发命题，需要更加鲜明地作为当代学人“理论联系实际”的必要环节和创新取向。在基础理论层面我们强调：应以创新意识明确指出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的主要支撑因素，从长期考察可认为是有效供给对于需求的回应和引导，供给能力在不同阶段上的决定性特征形成了人类社会不同发展时代的划分。需求在这方面的原生意义，当然是不可忽视的——人有需求才有动力、才要去追求各种各样的可用资源——但是在经济学角度上，对于有效供给对需求引导方面的作用过去却认识不足。我们从供给能力在不同阶段特征上的决定性这样一个视角，强调不同发展时代的划分和供给能力，以及与“供给能力形成”相关的制度供给问题，具有从基础理论层面发生而来的普适性，也特别契合于在中国和类似的发展中国家怎样完成转轨和实现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突出问题。回应和解决这个视角上的问题，其实也包括那些发达经济体怎样在经历世界经济危机冲击后更好地把理论服务于现实需要。在现实生活中，关键是在处理“要有产品与服务满足消费”的需求侧问题的同时，解决“生产什么”和“如何生产”的供给侧问题——尤其是“制度供给怎样优化”的问题。这种把需求与供给紧密联系起来的研究，在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实践中正在日益凸显其必要性和重要性。
第二，我们强调正视现实而加强经济基本理论支点的有效性和针对性。比如“非完全竞争”，应作为深入研究的前提确立起来，因为这是资源配置的真实环境，牵涉大量的供给侧问题。过去经济学所假设的“完全竞争”环境，虽带有大量理论方面的启示，但它毕竟可称为一种1.0版的模型。现在讨论问题，应放在非完全竞争这样一个可以更好反映资源配置真实环境、涵盖种种垄断竞争等问题的基点上，来升级、扩展模型和洞悉现实。需求分析主要处理总量问题，指标是均质、单一、可通约的，但供给分析要复杂得多，处理结构问题、制度构造问题等，指标是非单一、不可通约的、更多牵涉到政府—市场核心问题这种基本关系，必然在模型扩展上带来明显的挑战和非比寻常的难度，但这是经济学创新与发展中绕不过去的重大问题。更多的中长期问题和“慢变量”问题，也必然成为供给侧研究要处理好的难题。过去经济学研究中可以用一句话打发掉的“‘一般均衡’或‘反周期’调控中可自然解决结构问题”，我们认为有必要升级为在非完全竞争支点上的一系列并非完全自然演变过程而有待加入供给侧能动因素作深入开掘的大文章。
第三，我们认为市场、政府、非营利组织应各有作为并力求合作，这也是优化资源配置的客观要求。在明确认同市场总体而言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我们还需要有的放矢地来讨论不同的主体——即市场和政府，还有“第三部门”（非政府组织、志愿者、公益团体等），它们在优化资源配置里面可以和应该如何分工、合作、互动。在不同的阶段和不同的领域，分工、合作、互动的选择与特点又必有不同。由分工、失灵到替代，再由替代走向强调“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式的合作，反映了人类社会多样化主体关系随经济发展、文明提升而具有的新特征、新趋势。
第四，我们特别强调了制度供给应该充分地引入供给分析而形成有机联系的一个认知体系，即物和人这两个视角，在供给侧应该打通，各种要素的供给问题和制度供给问题应该内洽于一个体系，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转轨经济学、行为经济学等概念下的研究成果，需要加以整合熔于一炉。通过这样的“立”来回应转轨经济和中国现实的需求，形成的核心概念便是我们在理论的建树和理论联系实际的认知中，必须更加注重“理性的供给管理”。在中国要解决充满挑战的现代化达标历史任务，必须借此强调以推动制度和机制创新为切入点、以结构优化为侧重点的供给侧的发力与超常规的“追赶—赶超”长期过程。我们应有为宽广的视野，为开阔的心胸，把人类文明发展在经济学及相关学科领域的一切积极成果，集大成式地形成科学体系，把供给侧“物”的生产力要素供给的分析认识与“人”的生产关系制度因素的分析认识内恰地、有机地结合在“认识世界，改变世界”的人类社会进步努力之中，“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是规律，“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和释放生产力”也是规律——对于转轨中的中国，深刻认识理解前者，就要认识、尊重和敬畏市场，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硬道理不动摇，深刻认识理解后者，就要在坚持市场取向改革，让市场总体上在资源配置中充分发挥其决定性作用的同时，处理好“政府更好发挥作用”的挑战性问题，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守正出奇”地提升经济发展中整个供给体系的功能、质量和效率。
所以，新供给经济学研究中涉及的以上这些“破”和“立”，决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忽视需求方面的认识——“需求管理”的认识在已有的经济学理论成果中已经相对充分，我们希望在供给这方面更丰富地、更有针对性地提高认识框架的对称性。这样的认识落到中国经济学人所处的现实中间，必然合乎逻辑地特别强调要“以改革为核心”，从供给侧入手推动新一轮“全面改革”时代的制度变革创新。这是有效化解矛盾累积和“滞胀”“中等收入陷阱”“塔西佗陷阱”和“福利陷阱”式的风险、实现中国迫切需要的方式转变与可持续健康发展而直通“中国梦”的“关键一招”和“红利所在”。我们的研究意图和可能贡献，是希望促使所有可调动的正能量把重心凝聚到中国迫在眉睫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五中全会之后新一轮改革如何实质性推进”这一问题上，以求通过全面改革和理性的供给管理，跑赢矛盾与危机因素的积累，化解隐患叠加的风险，破解中长期经济增长、结构调整瓶颈，从而使“中国梦”的实现路径可以越走越宽、越走越顺。
基于理论创新服务全局
简要地说，我们所主张的上面这些“立”，是生发于对经济规律的探究，面对古今中外的实践，兼收并蓄已有经济学和相关学科的积极成果，但首先是既对应于中国的“特色”和背景，又服务于中国现代化的赶超战略。邓小平所强调的“三步走”，可理解为一种实质性的赶超战略。其间前面几十年主要是追赶式的直观表现，后的意图实现，则确切无疑地指向中华民族能够实现伟大复兴，在落伍近二百年之后又“后来居上”地造福全中国人民和全人类，这也就是习主席所说的“中国梦”。这个“中国梦”决不是狭隘民族主义的，而是一个古老民族应该在和平发展崛起中对世界和人类做出的贡献，是数千年文明古国在一度落伍之后，应该通过现代化来加入世界民族之林阵营、在人类作为命运共同体发展共赢中间做出自己应有的、更大的贡献，即服务于中国和世界人民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为现实。
我们深知，相关的理论和认识的争鸣是难免的和必要的，而在中国现在的讨论中间，似乎还很难避免有简单化贴标签的倾向。比如说在一般的评议中，某些思路和主张很容易被简单地分类——某些观点被称为新自由主义，某些观点被称为主张政府干预和主张大政府，有些则被称为是主张第三条道路。贴标签的背后，是认识的极端化和简单化。
我们自己的认识倾向是希望能够超越过去的一些贴标签式的讨论，侧重点在于先少谈些主义、多讨论些问题，特别是讨论真问题、有深度的问题，来贯彻对真理的追求。研讨清楚了“真问题”，所应持的“主义”也就呼之欲出了。没有必要在经济学框架之内、在对经济规律的认知领域之内，对这些讨论中的观点处处去贴意识形态标签，处处去分辩是左是右、姓资姓社。新供给研究的追求，是继承经济学和相关学科领域内的一切人类文明的成果，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对经济理论学说作出发展，包括补充、整合与提升。
我们对于理论研究的“从实际出发”应该加以进一步的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既要充分体察中国的传统（包括积极的、消极的）；充分体察中国的国情（包括可变的与不可变的）；也要特别重视怎样回应现实需要——有些已认识的固然是真实合理的现实需要，但也会有假象的现实需要即不合理的、虚幻的诉求，我们要通过研究者中肯、深入的分析，来把这些理清。既从实际出发体察中国视角上必须体察的相关各种事物，同时也要注重其他发展中国家以及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教训、共性和个性，包括阐明和坚持我们认为现在已经在认识上可以得到的普世的共性规律和价值。
由破而立，由理论而实际，在分析中就特别需要注重供给侧与需求侧的结合，政府、市场与第三部门互动等全方位的深入考察和相互关系考察，力求客观、中肯、视野开阔、思想开放。“新供给经济学”决不是为了创新而创新，而是面对挑战有感而发，为不负时代而做出理应追求的创新。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宏观调控中“反周期”的政策实践，有巨大的进步和颇多成绩，但延续主流经济学教科书和仿效发达国家的需求管理为主的思路，继续贯彻单一的“反周期”操作路线，随近年的矛盾积累与凸显，已日益表现出其局限性。今后随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下台阶、经济下行中资源环境制约和收入分配等人际关系制约已把可接受的运行状态的“区间”收窄，再复制式地推出“四万亿2.0版”的空间，已十分狭窄，较高水平的理性“供给管理”的有效运用，势在必行。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了“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的要求，其后领导层更宣示了对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提升“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直指形成有效制度供给的改革这一中国现代化的“关键一招”，和以创新驱动、结构优化接触供给抑制、释放增长潜能的系统工程。既然在中国中长期发展中如何破解瓶颈制约，和攻坚克难全面深化改革、优化结构，是国人共同面临的历史性重大考验，那么我们应站在前人肩膀上，以严谨的学术精神，秉持理论密切联系并服务实际的创新原则，更好地追求经济学经世济民的作用，更多地注重从供给侧发力，在实践中破解瓶颈，服务全局，把握未来。
经济学是一门与实践密不可分的致用学科，新供给经济学是在中国本土研究者中抱着“经世济民”的情怀与追求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我们期待这样的学术理论研究能够避免走“空谈误国”的迷途，而实实在在地做到胸怀世界、脚踏实地，在“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道路上为中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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